我在病床上刚躺下,一个护士就拿着点滴的瓶子走了进来。一边把点滴往床头的架子上挂,一边说道:“51床点滴了。”
在和我核对了姓名之后,麻利地在我右手上臂上扎了止血带,拍着拍我的手背,让血管更浮现起来。用棉签在我手背上消了消毒,准备打留置针。我呼了口气,让手臂放松一下。
随着一阵痛感传来,护士把针头扎进了我右手背,随后松开止血带,贴上胶布固定,再调整好点滴的流速。
我说:“护士小姐,请问今天要点滴几瓶?”
护士翻了翻手上的文件夹,回答到:“两瓶。”
随着点滴一滴滴地滴下,我感觉一股冰凉从手背上的针头进入了我的血管。
点滴挂上之后,我稍微安心了一点。这才有心思打量一番旁边病床的病友。
在我右手边床位上,躺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阿姨。她似乎很痛苦,时不时在嗓子里哼哼几声。陪着她的是一个中年妇女,似乎是她的女儿。
我问:“她得的是什么病?”
她女儿答道:“脑梗。”经过交谈,得知他们是来自泉州水头,这次是专门来厦门治病的。
在我左手边病床,是一位70岁左右的老奶奶。她得的也是脑梗。但是她可以下床,自己用助行器短距离地行走。
“感情这病房里的病号都是脑梗呀!”我心里想道。思绪不由地回到了过去。
5年前。
那时我在泉州志闽旅游区参加一个养生营地的活动,在那次活动中我偶然认识了一位朋友毅峰。他当时参加活动的时候,由他的爸爸陪着,是坐在轮椅上的,还拿着两根拐杖。在报到的时候,看着他从轮椅挪到椅子上的时候,需要他爸爸的协助,而且非常的费力。我清晰的记得,当时他脾气不太好,嘴角是向下撇着的,一副苦大仇深气呼呼的样子,好像周围的人都欠了他100万似的。听人说他是脑出血后遗症,这次到养生营来是试试看能不能调理一下,有所改善。
在养生营快步走锻炼的时候,大家根据体能的不同,分成快队、中队、慢队。其中,慢队是几个七八十岁的老爷子和老奶奶在走。
毅峰拄着两根拐杖,一瘸一拐地慢慢往前挪动,细小的两根拐杖和他肥胖的身躯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走没几步他就走不动了,停在路边喘气。
当时我走在中队。当队伍经过他的时候,不知道为什么,我脑袋一热,朝他喊了一声“加油”。
但他似乎没有听到,或者也许听见了,但没有搭理,置若罔闻。
一会儿,队伍就超过了他。
过了一阵,队伍绕场地走了一圈,又从后面赶上了他。我又喊了一声“加油!”他还是一副没有听到的样子。
就这样,队伍每次经过他,我都喊一次“加油!”,但他总是一副没有听到的样子。
其中有一次,我看见了队伍里的他的父亲离开了队伍,拿了一条毛巾,上前要为他擦汗。他很用力地一把夺过了毛巾,抹了抹头上的汗水,把毛巾搭在脖子上。但是和他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,甚至连个眼神的交流都没有。他的父亲也默默的返回了队伍。
第2天,同样的剧本又一次上演。我的队伍一次又一次的经过他,我一次又一次的喊“加油”。他总是一副没有听到的样子。
第3天,当队伍经过他的时候,远远的,我就在想:“我今天还喊吗?人家又不搭理我。”想了半天,最后经过他的时候,我还是又喊了一句“加油!”这一回,我看见他的脑袋用力的点了一下。
就这样,我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。每次经过他的时候,我就喊了一句“加油!”,他就把脑袋用力的点了一下,使劲地用双拐支撑着往前走。
他今天有了回应,我想一方面是因为昨天养生营的老师讲了患病的原因,对他有些触动;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我始终坚持喊“加油!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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